“尚贤使能”语出《荀子·王制》。图为《荀子》（明）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世德堂刻本。 图片
（明）沈周《袁安卧雪图》。东汉洛阳大雪，洛阳令到乡里巡看灾情、访贫问苦，来到袁安家门口大雪封门，以为袁安已经冻饿而死，便命人凿冰除雪，破门而入。但见袁安卧在床上，洛阳令问袁安为何不出门讨点儿吃的，袁安答道：“大雪人皆饿，不宜干人。”洛阳令见其品德高洁、难能可贵，当即向朝廷举荐袁安为孝廉。袁安为官后，刚正不阿，名重朝野，深受百姓敬爱。袁安卧雪的故事也因尚贤举贤的高义，流传至今。资料图片
学术主持：王学斌 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文史教研部教授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，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、民为邦本、为政以德、革故鼎新、任人唯贤、天人合一、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、讲信修睦、亲仁善邻等，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重要体现，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。
“尚贤使能”语出《荀子·王制》，意谓在选拔人才时不考虑出身贵贱、血缘亲疏，而是关注具有贤德与能力。该词虽然见诸典籍较晚，但其思想内涵却源远流长，时至今日依然有重要借鉴参考价值。
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
上古时期，尚贤使能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得到了践行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讲述了上古帝尧时期的政治典章、施政事迹等，其中记载的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”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尧举荐舜的故事为人所熟知，舜继位后也秉承了尚贤使能的理念，在治理部落联盟的过程中，先后选拔了禹、皋陶、契等一批有才能的人，让他们分掌各项事务。这种打破血缘界限，凭借德行与才能选拔人才的做法，为后世尚贤使能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这就是孔子所崇尚的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的大同理想。
夏商西周选人用人的方式主要是世官世禄。这一制度之下，官职与爵位多由贵族世代承袭，但主政者并未完全摒弃对贤能的重视，如商汤重用伊尹制定各种典章制度，使得商初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；周文王礼聘姜太公，又招纳了诸多贤人，为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；姜太公被封齐国，其国策就是“尊贤尚功”……这些事例说明，尚贤使能一直贯串在治理实践中。
春秋时代，各诸侯国纷纷寻求变革，都把选拔贤才视为富国强兵的关键。如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，以贤能为标准选拔官吏；晋文公从流亡到复国即位，都得到了贤臣狐偃、赵衰等人的大力辅佐；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，改革内政，实现“一鸣惊人”的霸业。战国时代，李悝在魏、商鞅在秦、吴起在楚的改革，无不是尚贤使能的原则与传统世官世禄制度的正面交锋。
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更是不断申述尚贤的理念。颜回、仲弓都曾向其师孔子询问为政之要，孔子以“先有司、赦小过、举贤才”作答，强调了举荐贤才的重要性，并提出“夫贤才不可掩也。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之者”（上博简《仲弓》），告诫千万不能埋没人才。墨子则是更典型的尚贤主义者，他提出“尚贤为政之本也”，要求统治者唯贤是举，这种平等选贤的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尚贤使能的内涵。其他诸子也大都主张选用贤能，与这一时代的政治实践互为表里。
秦始皇“奋六世之余烈”而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，其重要因素就是继承商鞅变法以来的军功爵制度，延揽其他诸侯国贤能之人。李斯在《谏逐客书》中就劝诫秦始皇收回逐客令而继续招揽天下贤能，为秦的统一提供了人才支撑。在秦统一之前，秦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官吏选拔、任免、考核等制度并付诸法律，这在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得到印证。秦统一后，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，赐爵和授官逐渐分开，注重社会治理能力的人才选拔逐渐成为主要方式。
古代选官思想与制度的演进
汉承秦制，汉高祖刘邦在起义和“楚汉争霸”过程中，依靠的就是身边的贤能之人。公元前196年，刘邦下诏书求贤：“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”，并责令臣下推行道德教化，推荐人才，开创了察举制的先河。当然，真正意义的察举是从汉文帝举贤良开始的，他即位第二年就下诏求贤良，其后又举孝廉：“孝悌，天下之大顺也……廉吏，民之表也。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。”这里的廉指为官清廉、品行端正，即注重官吏的廉洁操守与行政能力。汉武帝时代把察举作为仕进的一种途径确定下来，形成了察举制度；他还使用“征召”的办法，授予贤能有术之人官职，征召的范围也不断扩大，除了治国之才外，还有军事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等，武帝多亲自召见，对满意者授予官职，实际上是把察举制和征召制结合在一起。此外，汉代还有辟举制，即由中央和地方长官自行任用下属人员。辟举与征召统称征辟，它们与察举制相互补充，构成汉代多元的选官方式。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，这一阶段社会动荡、政权更迭频繁、民族融合加剧。但统治者重视选贤的举措并没有中断，在动荡中探索出了新的选官模式——九品中正制。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，对于延揽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但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持续膨胀，九品中正制最初评议人物家世、道德与才能三者并重的标准逐渐向家世门第倾斜，最终形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的局面。
由隋唐至明清，选官的主要制度是科举制，即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。隋朝统一后，面对九品中正制度之下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，隋文帝坚持废除这一制度，隋朝始建“进士科”，科举制度正式确立。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的重要变革，改变了以往依照出身选拔官吏的传统，真正重视才学，得到了士人阶层的广泛支持。到了唐代，科举制进一步发展，唐太宗时代开始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，提高进士科的地位，并扩充国子监的规模，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育内容，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量人才，使得科举制与教育制度密切结合。唐太宗还实行制举，亲自主持考试，临时设置科目，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
宋代，科举制度得到完善，实行“封弥法”与“誊录法”，密封试卷，遮盖姓名和籍贯，专人誊抄试卷，确保公平；取士不问家世，消除了魏晋以来的流弊；扩大录取数量，据统计，两宋科举共取士115427人，平均每年361人，成为历代之最。范仲淹、王安石主持朝政时，主张对贡举文体进行改革，以策问和经义代替诗赋，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，在“贤”与“能”之间更侧重“能”。这一改革延续至清代，是科举制度上的一大变革。
科举制度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从童试、乡试、会试到殿试的完整体系。在选人用人中强调“国家政务，必委任贤能”，注重经世致用，这些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，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与实践，但历史也必然受其时代条件所限，“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，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，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”。
治国之要，首在用人
中国古代的尚贤任能，始终经历着思想理念与制度现实的博弈。这些思想与制度经历了由“人”治到制度之治的演变，虽然多有反复，但总体趋势是朝着尚贤传统发展的，每个朝代的盛世，无不和当时尚贤使能密切相关。综前所述，我们可以简要总结“尚贤使能”观念的两个基本要义：第一，“贤”不离“能”，德才兼备是“贤”的完整定义。第二，“选贤”“任贤”，既要从上而下地予以考察，严格把握标准，也需要自下而上地予以举荐，尊重公众意见。
近代以来，面对内忧外患，与现代政治实践相去甚远的士大夫群体终究无法挽救危局，在经历各种被动应付与主动搏击中，终于导向了对组建现代的政党组织的思考。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。
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才选拔任用体系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，其中蕴含的很多思想和理念，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重要体现，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，其中就包括任人唯贤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，“要把真正忠诚可靠、表里如一、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”，不仅深刻阐明了干部选用的深层次内涵，也为党员干部立身做人、干事创业明确了重要标准。
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，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，需要我们以识才的慧眼、爱才的诚意、用才的胆识、容才的雅量、聚才的良方，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，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。
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：“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，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、根本性问题来抓。治国之要，首在用人。”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，新中国七十余年发展建设的成功实践表明，选贤任能、重视人才，既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，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的重要保障。当前，我们正在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让古代尚贤使能的价值理念在时代命题辉映下焕发新彩，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人才支撑。（代生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廉洁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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